等到诸生们纷纷作揖告辞而去,叶春秋才吁了口气,放松身体,露出几分慵懒地坐下。从前的诗社,还只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涣散组织,可是现在却完全不同了,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,必须得组织起来,再不能如从前那般涣散,而想要组织,其中最关键之处就在于钱,没有钱,怎么培养骨干,怎么将精英收揽在诗社里,然后让他们专职去为诗社效命呢?所以必须得给他们优渥的待遇,并且通过这些,让他们成为许多读书人奋斗的目标,能进入诗社的中高层,其影响和地位,不会比寻常的官吏要差,如此一来,自然许多人争相而来,就可以做到广纳贤才了。同时,诗社也需有规章制度,说穿了,就是得有人内部的规矩,谁若是触犯了规矩,或者是吃里扒外,再或者贪墨社里的钱财,就必须有人负责监管,这个概念,便形同于在诗社内部,也需有专管风纪的部门,还需有管着钱粮的部门,需有专门筹款的部门,需有专门的宣传部门,需有专门动员的部门,随着这样的部门越来越多,就更需建立人员档案的部门,需有专门吸纳和开革人员的部门,部门一多,就要下设分社,这些都是骨血,是经脉。从最上层的候选首辅,再之后便是叶春秋这样的社魁,再下便是无数高级的骨干,接着是中层,之后是分社,如此一来,诗社才能焕然一新。他们的目标,不再只是志同道合这样简单了,而是以推出自己的人,夺取最高权利为主。显而易见,只有得了权利,将来不少为诗社效命的人,才能从中得到好处,得到影响力,得到与官员几乎等同的权利。宰相门前七品官,可以想象得出,内阁首辅的同党,甚至是一些为首辅大人推波助澜的人,到了地方上跺跺脚,也完全可以让这地皮颤一颤。可要完成改造,就需要钱,需要很多很多的钱,这个钱,只能从商贾那里筹措,相对的,商贾们需要依赖诗社来保证自己的权利,保障自己施加影响,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,这其实和那些地方上的商贾,拜入某个权贵门下是一个道理,按时孝敬,你就是他的人了,谁也要敬你三分。只是现在镇国府的商贾,拜入的却是首辅候选人的门下,这个钱花得值,而且迟早会有回报。所以这种体系,就产生了三者共生的关系,候选得首辅需要诗社的推波助澜,诗社需要商贾的银子,商贾呢,则需要借助首辅大人未来的权利,权利与金钱结合在了一起,成为了无以伦比的润滑剂,使三者之间迅速地合而为一。很快,有人送了条子来,唐伯虎去接了,只打开条子一看,便道:“公爷,李东阳入宫见驾了。”叶春秋没有露出半点紧张,反而好整以暇地道:“他去见陛下做什么?”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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