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为贡生、廪生和增生,贡生进国子监,没有学费一说,还有粮米补贴;廪生和增生进州学和县学,也不收学费,廪生照样有禄米可拿,对家用不无小补。
但以现在的国力,无法支撑免除学费的现代教育体系。因此,万历十年才颁布的《普及教育诏》中规定,凡适龄儿童,各地政府要普及三年扫盲教育——认识两千简体字、掌握基本通识和四则运算,此为幼学教育,此段教育学费全免。
幼学教育之后,小学、中学乃至各省正在建设的大学,都收学杂费,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。由县学、州学改革而成的小学、中学,师资力量急剧增加,场所扩增数十倍,多数地方负担不起。
为了给予贫困生上进之路,《普及教育诏》中规定,凡助学慈善之家,地方官可按朝廷给予的名额予以表彰,授太平绅士等衔,有建牌坊、加高门第等礼遇,赐见官不跪等特权。
同时,《普及教育诏》还鼓励各地乡绅自主办学,只要使用朝廷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,均可自办学校。私立幼学生只要满足八成以上比例通过扫盲考试,自主办学的乡绅即可获得相应政治待遇。
对于小学以上的私立学校,朝廷采取的是不鼓励,也不禁止的政策,凭民自主。
为了顺利对接科举制度,《普及教育诏》明确划分了普及教育与科举之间的界限。毕业证与功名无关,任何一个学生读了书,要想获得朝廷的退税待遇和其他政治待遇,还需要参加科举。想当官,照样要考科举。
不过,和《普及教育诏》一起颁发的《科举考试管理条令》附件中,划定了万历二十年以后的各级科举考试大纲——万历二十年以后要想获得功名,不接受新式教育基本不可能。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年之间的科举考试,所有考生都要加试《通识直指》——只有填空题,且考试内容绝不超纲。
如此一来,对张居正当时在平台召对时最担心的读书人离心之事,朱翊钧做出了重大妥协。这种政策除了给了读书人十年缓冲期之外,只是将要把八股从科举制度中剥离,进而把读书人都驱赶到新学上去。
京师大学成立之后,除了设立哲学、数学、天文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基础学科供大学生深造,更设立了冶金、农学、法学、经济、教育学等经世济用的学科,为朝廷培养专才。
至于这些专才未来的出路,一方面可以到现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会社任职,另一方面也可参加朝廷专门为大学毕业生设置的“恩科”,考取政务官职。为了提高读书人进入大学的积极性,考取专项政务官后,朝廷将赐予“同进士出身”待遇。
令天下人感到好笑,文学之士感到受辱的是,皇帝无比重视的京师大学,并无文学专业。朱翊钧始终把文学和艺术放在“个人修养爱好”的层面,不设专业也一直体现了他不喜欢“文学之士”的一贯风格。
京师大学的成立,是朱翊钧十年来一直欲贯彻“教育兴国”理念的集大成者。京师大学和京师师范大学、京师医学院、南苑武学院从此以后成为本时空的最高学府,数百年后也没有任何学校能够撼动它们的地位。
参加完开学典礼的朱翊钧,在乘坐马车返回宫城的时候,可以无愧于心的做出判断,只要自己活得足够长,把教育改革融入帝国肌体,那本时空的中华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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