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臣薛元超,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,杨以“薛令公朝右文宗,托末契而推一变”之语,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,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。
四杰、陈子昂之后,到了中宗神龙、景龙年间,应制之风大盛,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。
在开元前期,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、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。
他们的诗,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,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,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,具有感人的生气。
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,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。
张九龄七岁知属文,有文名,张说称他“后出词人之冠”,有诗《感遇》12首,名列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一首,和陈子昂的《感遇》38首相提并论,其中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”一联,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。
另外,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,如:《望月怀远》一句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唱绝千古,可以说,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。
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,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,在他的诗里,也不时可以读到“中览霸王说,上徼明主恩”,“弱岁读群史,抗迹追古人,被褐有怀玉,佩印从负薪”之类的句子。
但是,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,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。
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,这种态度尤其鲜明,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,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,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,把“仕”和“隐”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,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。
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,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,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,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,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。
在艺术表现上,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,而是以兴寄为主,显得委婉蕴藉。
例如他的《感遇》十二首,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,托物言志,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。
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,但情辞委婉,在古典传统上,可以说是兼有“风”、“骚”的情韵,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。
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“言象会自泯,意色聊自宣”,即重在象外之象、言外之意的理想,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、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,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。
张九龄写月夜的诗,情韵最为隽永,如《西江夜行》《望月怀远》。
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夜景,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,分不清哪是景语,哪是情语,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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