征拆办主任也不着急,安排人天天上门讲政策,进不了门不要紧,每次都做好记录、拍好照。累积了一段时间,他把这些谈话记录装订成册,有厚厚的一摞。
在一次全市征拆工作评点大会上,征拆办主任拿出这本谈话记录册放在桌上,“我这个主任无能啊,连市里某个科长的工作都做不通,协商上百次都不能达成一致,我辞职算了。”
市长当然发火了,当场发话:“公职人员不能带头支持征拆工作的,都回家休息去。”
于是第二天,这个科长就腾房了。征拆办在第一时间张榜公示了这户的拆迁情况:面积、人口和补偿款数,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人们都不愿做第一个,也不愿做最后一个。签下了这一户,接下来就可以签一大批,剩下的钉子户非常少。
让崔国波意外的是,启明市开发区征拆办居然只是自收自支性质的事业单位,也就是说,征拆办完全没有财政拨款。
完成相应的征拆任务才有征拆经费和奖励。不过,随着拆迁规模的扩大,征拆奖金也越来越多。
在一个人均工资不到两千无的城市,征拆队员的平均月收入都在上万元。
崔国波发现,他来到征拆办不到半年,同事从40个就急速增涨到120个。
三天两头进新人,通讯录还没印出来就又有增加,于是征拆办进入了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。
经过了解,有的同事初中毕业就开始学拳击,过去在广州地下拳庄打黑拳,一身肌肉喷薄欲出;有的同事通过卖保险结识了领导夫人,走“手帕交”(闺蜜)路线转行而来;有的同事当过群演;还有的同事过去是调酒师、二手车中介、流水线工人……
刚开始,还算正直的征拆办主任对这种情况还怒气冲冲:“就眼红征拆办的这点奖金,钻山挖洞地过来!”
后来他实在顶不住各方面的人情关系和压力,索性眼不见为净,安慰自己:“反正是临时工,搞完这个项目就让他们走人。”
也就是在这段时间,征拆办主任还有他手下几个副班主任的小姨子、小舅子、外甥等各路亲戚,也都纷纷进来了。
既然大家都这样做了,索性照顾一下自家人。张峰明白,这就是规则被玩坏造成的恶果。
既然各个领导的亲戚都来到了征拆办,,征拆办主任便在一次会上说道:“征拆办的每一个人都是家人。不论有编制也好,临时工也罢,待遇发放上,都要一视同仁。大家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,我们不能让临时工寒心。”
有一段时间,传说要对各类事业单位的超编、超使用人员进行清退,征拆办主任还在会上安慰大家都不着急。
只是,征拆办主任在一次醉酒后说:“请神容易送神难啊。”后来,崔国波才知道,征拆办主任兄弟姐妹五人,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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