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地方完善的监督监察制度在维护国家的统一、政令的通畅、吏治的整顿是有益的。再就监察制度本身来说,这个问题如果要从纵向展开,可以成为一部专史,如果从横向展开,那还涉及中央的监察系统,整个御史台的职能。从地方的角度展开,便涉及整个地方行政制度上的沿革,不仅要懂得历史,还要懂得现实意义。
同时它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,制度的制订在执行过程中,自然随着利益关系而异化,制度设计的目的与效果往往会出现反向的运行,故制订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,但如何执行则更加重要,还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,不断修订制度。但赵昺以为除了制度,根本还是人的问题,人的价值观念异变以后,他对待制度的态度,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设计,而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,即所谓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。
那么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变异,形式与实质可以反向而行,走形式往往会变成掩盖违反制度的贪渎行为。所以严格地监察行政的全过程才成为制度执行必不可少的条件。这不仅在历史上,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教训也实在太多了。如今虽说没有一部完整的宋律,但是继承和颁布的敕令不谓不多,可效果如何,执行状况又如何,依然是一个大问题。
因此不要以为有法就万事大吉了,实际执行的情况因人、因时、因地而相差甚远。因为制度是死的,人是活的,在有一些人心目中,制度是给人看的,办事自有潜规则。而单靠制度治人有它的局限性,最根本要管好官员,要摆正社会风气,在观念上要正能压邪。
赵昺通过与应节严两人一番长叹,一番梳理后感触颇深,但也有了另外的认识。他深知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,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统治思想及社会变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唐宋转型后,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,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。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、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,向皇帝发出了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的吁请,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。即以理学强调“内圣外王之道”而论,就是旨在通过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的“内圣”功夫,最终落在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“外王”之道上。
所以宋代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,讲究履践,强调经世,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、国家如何安宁强盛,体现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淑世情怀。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言,张载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号召,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。
晚唐五代以降,忠义廉耻扫地以尽。新儒学重建过程中,表彰名节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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