墨子九距之。公输盘之攻械尽,子墨子之守圉有余”。公输盘认输了,于是放弃了为楚国造云梯的计划。
同时期的齐国相国管仲则提出著名的“四民分业论”,即“士农工商”四种身份的人分开居住,分别培养,使各自的技艺能臻于完美。对于工匠,他的建议是:让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居住,观察四季不同的需要,辨别器用质量的精粗美丑,估量它们的用途,选用材料时要比较其中的好坏并使它恰到好处。
意思是“旦暮从事,施于四方,以饬其子弟,相语以事,相示以巧,相陈以功”。年少时就学习技术,他们的思想就安定了,不再见异思迁。所以父兄对子弟的教诲不必经过严肃督促便能完成,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就能学好。这样一来,手工业者的弟子就总还是保持手工业者的身份。
如此士农工商的职业世代相传,当然会导致社会僵化,不利于阶层流动。但从职业培训的角度而言,在交通与教育不发达的古代,父子相承、兄弟互助,是技艺养成与提高的便捷方式,即“相语以事,相示以巧,相陈以功”。
然而,从汉代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开始,作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,墨家的衰落也伴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大倒退。帝制时代是以农立国,以士治国。士和农是统治者的基本盘。而工匠如管仲所言“群萃而州处”,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镇里,而商人则是四处流动,不利于统治。
在此长达两千年,工与商是被统治者歧视的,帝国各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其进行打压和防范的。这两种职业之所以还存在,那是社会需要建造房屋、制造器物,需要货物的流通,不得不允许这类人的存在。可以说,中国的工匠和商人,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是在夹缝中生存。
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制度,使得普通人也可以进入统治阶层,促进了社会平等,阶层流动。但是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。赵昺以为科举制的兴起,使工匠群体被日趋边缘化,士与工匠的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。更为严重的是改变了人的思想。
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成为许多贫寒家庭子弟的人生梦想,“满朝朱紫贵,尽是读书人”成为了社会的价值评判的标准。可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付出了代价,其中包括制造业技术进展缓慢,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。
显而易见社会上的聪明人都想着去读书,应考,当官。而去做工匠的,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贫寒子弟——如果家有几亩薄地,能够好好当农民,便很少去当学徒,去忍受几乎是当师父奴仆的虐待。而一个能工巧匠如果凭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,手头宽裕了,他想到的一定是让儿子去读圣贤书,参加科考,脱离工
请收藏:https://m.tctd9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