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人在皇帝脸色渐渐平静下来,但是无不心有余悸。刚刚这些士人们的话可谓是大逆不道了,在世人眼中毫无疑问,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,具有最尊崇的地位,同时也是权力之源,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,天子“君临天下”,但应当“统而不治”,所谓“无为而治”、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、“恭己正南面而已”,说的都是这个意思。
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、道德的楷模、礼仪的代表而存在,并不需要具体执政;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、更替的朝廷执掌,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,叫做“权归人主,政出中书”。如此可谓是将皇帝的权力全部剥夺,当菩萨供起来了,而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。
因此几个伴驾的人都是噤若寒蝉,不敢多说一句,担心再度引发小皇帝的怒火。但是他们想的还是有些偏差,对于权力赵昺当然是不愿意撒手,尤其是不放心交给这些士人。而另一方面,他前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,对共治并不排斥,问题是当下最多只能说萌芽,却没有共治的基础。
再有就是对士人遭此大变,并没有反思他们在其中是失误,反而将责任推给皇帝,以为正是没有实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导致亡国。依然强调士人昔日的功劳,怀念当年的‘美好’生活,丝毫未触及事情的根本,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,只是一味的推卸责任。
想想宋立国之初,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其实也不无形势所迫之意。当时赵匡胤玩了手‘黄袍加身’的戏码,抢了柴家幼帝的天下,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,根本无从与贪婪的文官和对权力虎视眈眈的武人官僚系统相对抗。为了巩固皇位,于是其大肆打压武将势力,扶持处于弱势的所谓“君君臣臣”的儒家文官,搞以文御武制度。
真正的儒家治国之道本应是以仁义治天下,以德政抚万民,德以柔中国、形以威四夷的内圣外王之法。而士大夫这个群体,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对下应体恤万民、通达民意,对上应为民请命、恪尽职守,换而言之,士大夫应为皇家与下层百姓的调和剂,帮助皇帝了解民意、顺应民意,帮助百姓争取利益,最终达到《礼运大同篇》中所述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之政治理想。
然而赵昺以为这也为大宋屡遭劫难埋下了祸根,他们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,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。在他看来“功名富贵”与“治国平天下”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并非相饽,应该是可以共存的,毕竟人皆非圣贤,在心理的深层,仍潜伏着欲望的,可以被压抑,却不能被消灭,时不时的还会冒个泡的。
“治国平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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