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议对于统治者来讲,可以用一句武侠风的话来概括:剑本无所谓正邪,执剑的人才分善恶。清谈的人里面有很多山涛、嵇绍、王导和谢安这样的国之股肱,也有像王衍、殷浩和大量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权贵子弟。但他们偏爱空泛的行政改革,依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,裁量人物。而本身多是词垣台谏、翰林之流,长于奏疏,短于治民、治军,缺乏实际的治国才能,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战经验,也无真知灼见。
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于‘清议’多是持反感态度,甚至不惜大开杀戒。仅赵昺知道的就有东汉末年的汉桓帝、汉灵帝时期的“党锢之祸”;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柷在位时,权臣朱温有一次下令大开杀戒,杀了大批当朝的“衣冠清流”名士,将他们的尸首扔进浑浊的黄河;明代甚至动用锦衣卫对付清流们,常常施以廷杖、酷刑;彪悍的满清入主中原以后,不买传统的账,把清流文人狠狠杀了一批。
但是结果却并却并没有使清议销声匿迹,刀斧酷刑依然无法堵住清流们的嘴。赵昺分析其中的原因其实与统治者有脱不开的干系,帝王们为了控制官僚,言官、御史颇受倚重,于是他们也成了清议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。而本朝更甚,因为太祖誓约中有言‘不杀言官’,这使得他们更肆无忌惮,即使说错了也不能惩处,使得清议盛行,动不动就给皇帝提意见。
其次,统治者选择了‘士大夫治国’的国策,同时又以科举制度控制士人,使得教育的目的是传播儒家正统思想,捍卫封建礼制,维护封建统治秩序,读书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参加科举考试,考取功名,改变自身命运。也就是说,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绝大部分由清流派来掌握。
再者,历史上历朝都存在着‘权力寻租’现象,而用于寻租的权力一般都是政治和文化的权力,目的是获取政治利益。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小农自给经济,商业长期以来得不到充分发展,经济腐败对社会影响不大,对政府官员的冲击也很小。
此外,因为清流派成员大多数都是士大夫阶层,间接掌握着科举考试这个重要的工具,进而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。所以各个朝代除了皇帝的治统之外,还存在着一个‘道统’,而道统就掌握在士大夫阶层中,成为经常和皇帝争执的本钱,导致官员常常不以皇帝的标准看问题,敢于动辄在朝堂与皇帝发生争执而据理力争。
赵昺知道想要压制清流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因为千百年来儒学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,秉承的理念成为每个阶层的共识,从而控制了舆论导向。作为统治者的皇帝,一个普通百姓终生难见龙颜,好与坏同其都十分遥远。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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