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童的含糊其辞,让真金彻底冷静下来,他并非是一个毫无见识的‘小白’皇帝,严格的说自幼就被作为皇帝的继承人来培养的。他接触过儒、佛、道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,最后接受了儒学,先后受教于名儒姚枢和王恂等人,被封为燕王的时候,便被任命为中书令。
中书省为元代最高的行政机构,中书令即中书省之首脑,秩正一品,地位很高,此时他年仅二十岁。在立为太子后,又被命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。次年,他开始到中书省「署敕」。每月到中书省官署二次,对必要的公文签字画押。作为太子广泛地参与了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残酷的权力斗争,经历了元朝建立初期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。
真金的经历让他对国家制度、政治制度有了全面的了解,明白其中的得失。他知道父汗早期的成功,是由于其明白地理上的大一统,必然需要文化与政治上的大一统,因此定都汉地,修筑大都城;建立年号、国号及有关礼仪制度,设太庙祭祀祖先,制订中原朝仪等;除此之外,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官僚机构。并采取了重农、尊儒等一系列措施。
虽然如此,但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骑马民族,真金在学习儒法和参与政事的过程中,以为其汉化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,甚至是徒有虚表。何况忽必烈即位之初就颁布诏书,阐明了自己的建制原则:祖述变通。祖述就是继承蒙古旧制,变通即进行汉化改革,这就注定了元朝的变革并没有深化,以致传统的政治弊病一个不少,非传统的政治弊病也一个不少。
首先忽必烈后期对于汉化的推进并不积极,汉化进程迟滞,仅把它当作一种准宗教对待。这本身也是因为蒙古大帝国疆域宽阔,站在蒙古的角度,汉地只是蒙古大帝国的一小部分,所以蒙古统制阶层从未站在中心论的位置看待元朝,且面对的是多元文化:吐蕃喇嘛教文化、中亚文化、欧洲基督教文化、中原汉文化。这么多选项对比下,在旧宗统制阶层当然不会认为汉文化优越,也就缺少汉化的内在动力。
其次,蒙古人不识汉字,宫廷主要使用蒙语,建元后创立蒙古新字,凡官方文件,必用其书写再以汉文附之,这就导致汉人也不得不学蒙古文,否则想做个吏员都很难。且蒙古人大多不懂汉文化,特别是儒学,讲来讲去他们都表示听不懂,说儒师教儒书多年,不知其义,而西番僧教佛经,一夕便晓。
再有,正因为蒙古人没有融入汉文化之中,以致他们瞧不起汉文化,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,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、思想文化比较隔膜。也让他们不会重用汉人士子,朝廷也长时间不举行科举,儒家士子们便无法进入官僚体系。
此外由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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