伯颜看看铁穆耳,又看看暗自摇头的殿上众人,也是暗自思惆。他近一段时间虽然远离朝廷,但是对于朝中之事并非茫然不知。早在自己离开时,他便制定了筑城守江,与宋交好的策略,但是在玉昔帖木儿接替他之后,却将此全部推翻。不仅停止了筑城,还频繁纵兵制造摩擦,挑衅南朝,遭到宋军反击后依然不知收敛,依然如故。
玉昔帖木儿如此大胆,伯颜清楚其必是处于真金的授意。因为当初大汗明着让他以中书右丞的身份主持与宋和议,其实心中对丢失江南十分不甘,希望自己能够夺回江南。可几次交手后,伯颜就意识到想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,短期内是不可能的,应该从长计议。
为此伯颜曾与真金长谈,以为当下南朝小皇帝刚刚收复江南,兵锋正盛,野心勃勃的欲收复中原。而其刚刚继承汗位,但是根基并不稳固,应该先稳定内政,收服众王,镇压反叛,不是急于对南朝用兵,而是应该避其锋芒,与南朝修好。待汗位稳固,精兵练成,财政改善后再进江南。但是真金显然没有听进去,却将自己打发到了和林,当做块‘镇宅石’来用。
伯颜再看真金,此时桑哥和铁穆耳及月赤察儿正大谈和议的必要性,其虽绷着脸,但是难掩脸上的亢奋之色。他不由的暗自摇头,自己对于真金的聪明和干练是喜欢的,否则也不会在草原诸王的反对声中毫不犹豫的站在其的一边,力排争议,压服诸王,扶植其登上汗位。可是他也发现其与忽必烈相比还是不够成熟,在治国理念上父子两人更是有很大的差异。
忽必烈作为一个政治家注重的是实用,在儒治上是谨慎的,对儒臣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。即在儒臣的主张符合其政策时才使用之,一旦儒臣对现行政策无用时,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之。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学教育,信奉儒家治国之道,他相信要治理国家,非儒治不可。特别是在理财方面,父子俩的观点更是不能兼容。
所以伯颜明白真金继位后必然会重用汉臣,与自己的策略必然出现分歧,那么被边缘化也是必然的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在一帮汉臣的支持下,其马上屏弃了自己制定的对宋由攻转守的战略,调玉昔帖木儿主持河南山东行省军政事务,为攻宋做准备。而为缓解财政困难,他利用桑哥追缴地方欠朝廷的税赋,减少甚至停发对草原诸王的赏赐,却又采用汉法消减税赋以收买民心。
对于真金的所为,伯颜还是理解的。一者其刚刚继位,而蒙古人又最重军功,真金必须以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彰显自己的武功,从而获得蒙古诸王的拥戴;二者,真金是想通过减少赏赐来减少朝廷开支,缓解财政困难;三者通过减轻百姓税赋缓解蒙汉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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