蒙元采用新的财政政策,赵昺并不意外,因为这几项措施皆是老调重弹,并没有什么新意,实施国家专卖用以获得稳定的税源,许多朝代,甚至现代依然在采用。而提高专卖税额很多士气也都曾采用过,用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。
但是采用大规模提高专卖水的过激的财政政策时,往往都是这个国家遭到了极大的国家困难,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却也标志这个朝廷已经走向了末路。而产生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,因为专卖之物皆是关系到民生,是生活不可或缺之物,提高税额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,极易引发民间的反对,导致国家震荡。
而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,是征税的。但是这样的税,无论怎样提高,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。于是开征算缗钱,开辟新的税源。所谓的缗,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,一串一千钱,二十缗一算,也就是二十千,两万。算缗则是针对不动产征收的,多少房子,多少马匹,多少车辆征一算,政府规定好,让百姓自己去缴纳。
当然百姓不傻,谁会主动缴纳呢?但官府有招儿,而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。汉武帝则是开启了恶劣手段的先河,他规定如果谁不缴纳,或者少报少交,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,告了以后,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,分给告发者一半。
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,著名的酷吏,他派人下郡县,专办算缗之事。于是告缗者遍天下,中产之家,没有漏网的。告人的,得来的不义之财,转眼也被人告。一时间,单告缗一项,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,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,田产大县数百顷,小县百顷。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。
然而,百姓就是那些百姓,财产就是那些财产,罗掘一空,以后也就没了。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,等于透支了国家几十年的收入,后果不言自明。对于国家而言,经济活动乏力,财源枯竭,发展陷入停滞,只能出台更加激烈的政策来收敛钱财,结果就是天怒人怨,而若是内乱之下再有外患,则只有灭亡一途。
‘算缗令’称得上是自取灭亡之道。因而赵昺此言一出,立刻引发众官的窃窃私语,他并没有出言制止,而是任他们议论,希望他们能从中领悟到些什么,意识到决胜并非只有战场。还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削弱敌方的实力,使敌方财政崩溃,内乱不止,那时再兴兵北伐,效果便是事半功倍。
赵昺却是从中看到的更远,蒙元在汉地恢复宗王出镇的制度,在他看来更是作死。过去蒙元初时在汉地也是实施宗王出镇制度,统管行政和军事事务,但那是战时处于便于作战,却也容易形成地方割据。所以忽必烈在平定江南后很快就将行政权收归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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