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张颂给出的东进理由,赵昺未置可否,只是在讨论结束后,升任秘书郎,民事案主事,大家有些愕然。秘书监按照职能分为值宿、军事、民事和经籍、机要案,由监正和少监为正贰,下有各案主事,又有秘书、著作、知杂、阁架等郎官作为办事人员。现下其由一个知杂兼管一案,可见皇帝对其的信任和赏识。
赵昺却没有想的那么多,他其实也在为出兵的方向苦恼。他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清楚蒙元是自己的大敌,只有将其灭亡才能消除这个致命的危机。而这也并非是他的命运,可以说跟游牧人对峙,是大陆的农耕民族的宿命。
从大里说,赵昺知道这是国与国之间对利益的争夺,而这利益包括土地、人口、资源等等。而这种争夺可以说伴随了社会发展的始终,即便进入现代,建立了高度的文明社会,但是这种争夺依然没有消失,而是有愈演愈烈之势,只是手段更为多样化,也更为隐蔽,但战争仍然是不二的选择。
不过在古代社会,赵昺想稍微对历史了解的人谁都清楚,若论实力,当然游牧人不如农耕民族。但是要讲打,就不一定了。游牧人居无定所,逐水草而居,机动性奇高,加上食肉与食草的差别,体力和灵活性都比农耕人略胜一筹。只要有了合适的武器,论打仗,游牧人有天然的优势。
赵昺记的前世有一位军事家曾说过:凡是生活用具和战争用具一致的民族,在战争中就有优势。而这个结论,就是从游牧人哪儿得来的。
所以,农耕人对付游牧人,基本上只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,被动地防御,才能勉强获得对峙的平衡。在先秦,农耕人武器上的优势比较明显,一旦这个优势减弱,就只好修长城了。长城之外,还有各种城墙,寨墙,用以抵御机动灵活的游牧人入侵。
赵昺也清楚汉朝之所以被历史上称为‘强汉’,并为后世所推崇,并不是说它有多么富强,而是它将匈奴远逐,解决了长期困扰农耕民族的的边患问题,但汉朝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,也可以说为其的衰落埋下了伏笔。
西汉年间,匈奴人和汉人的对峙,汉人在武器上还多少有点优势,但在马匹的方面,却要差不少。基本上只能靠修长城,建边塞据点,加强边郡的兵力,再配合一点外交手段,防御匈奴。好在,即使匈奴最强盛的冒顿单于时代,他们也没有大规模入侵中原,取汉而代之的野心。
匈奴的入侵,多半发生在草原有灾害之际,他们不得不靠抢掠农耕地区来维持生计。但是,农耕人机动性差,若要主动出击,规模小了会被人吃掉,规模大了,动一次,声势浩大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,光后勤供应,就耗费巨大,十万骑兵行动,后面运粮草的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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