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话直至午夜放散,他们的议题也不再限于真定,而是扩展到了治国之道,儒学在国家中的地位,甚至涉及到了当前大宋的治国之策。散后刘因回到住所,依然心潮难平无法入眠,他意识到此次又将是元朝平定南朝,混一南北之后的又一场历史上的大变局。
蒙元之前,北方游牧民族曾经屡次征服华北半壁山河,却未能平定江南,一统华夏。而元朝则是第一个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。其统一中国,一方面结束了晚唐以来四百年的分裂与扰攘,另一方面却对中国—尤其是江南—的文化与社会秩序造成甚大的冲击。
刘因知道古来建立征服王朝的各北方民族中,蒙古人与汉文化差距最大,因而对中原传统尊崇最少。蒙古灭金之际,中原地区遭受兵炙之害极烈,当地社会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坏,汉族文人甚至有“天纲绝,地轴折,人伦灭”的毁灭感。
忽必烈即位后,元朝政府表面上已采行汉制,但对中原文化及社会传统的尊崇仍多局限。元廷对各民族文化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,对各种思想与宗教不偏不倚,并予尊荣。中原儒士亦面临两种思想的新压力。
宋末国势不振,北方外族侵扰,江南文人思想发生转变,之中少数儒者扬弃儒家传统的文化普遍主义与天下观,而认为“中国”即汉族,中国“天地之正气也,天命之所钟也,人心之会也,衣冠礼乐之所卒也,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。”换言之,中国为一具有共同土地、血缘、历史、文化的民族,因此对夷狄具有强烈排斥感。
不过在宋元之际,与文化主义的华夷观相较,这种“原型民族主义”在士大夫之间并不占有上风。士人对蒙元政权之能否接受,决定于个人对“夷夏”、“行道”、“忠君”等等观念孰轻孰重的评估,与个人利害吉凶的抉择。
刘因学于南朝传入的理学,受到南北学说的影响,他及幻想大一统的美好,又苦于夷族统治下的烦恼。从而醉心于学问,放弃入仕的念头,但也让他们的生活陷于清贫,又使他坠于矛盾之中,感到前途渺茫。
当下南北之战再起,蒙元溃败,南朝重新崛起。从民族和儒学的传承上,刘因自然在心理上倾向于南朝,但又因身在中原,不免对南朝的入侵感到愤懑。而此时南朝兵临城下,为解救城中数万百姓他劝说史格出降,心中却又觉得饱受屈辱。
刘因在良心和委屈间饱受煎熬之际,南朝皇帝又言及他将因此而身败名裂,起初尚不在意,自己为民请命,挽救数万百姓生命,他又何必在意自己的得失。但在这成否未定之时,细思之下自己真的被人当傻子‘耍了’。
真定请降之事若成,自己滞留在南朝军营之中,而王思廉和陈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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