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昺从当年的怒而削去孔圣后裔的衍圣公的爵位,到对孔氏南北两宗嗣位之争的冷漠,又到现在似乎不及余力的加封,好像是令人难以费解。但是只要与形势变化相结合来细思,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想当年大宋皇帝献城投降,群臣或叛或逃,朝廷也是分崩离析,而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孔圣后裔也北行觐见敌酋,赵昺明白在这个时候若是自己仍不发声,后果将不堪设想,他必须拿出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,抢占舆论的制高点。
此后北伐节节胜利,孔氏见蒙元大势已去,又想弃元投宋想争夺虚位多年的衍圣公之位,这明显是墙头草的行为,且想当然的以为崇文的南朝会欣喜接纳。而赵昺却不能让他们坐收渔利,否则都对不起死于国难的那些儒士和追随自己多年文臣士子们,自然也要让其明白危难之时叛离的后果。
而现在却能欣然接纳,其一,孔洙以整理先人遗作重注《六经》为名,对其中内容做了有利于赵昺施政和革新的解读,这等于向他递上了投名状,承认了其为天下儒士共主的地位,也就变相承认大宋为中原正统王朝,并以儒家圣人为他们做了背书。
其二,儒家在大宋王朝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。这不仅体现在宋太祖‘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’的誓言和不杀士大夫的实际行动,也表现在对孔圣的祭祀上。
历史上对孔子的祭祀提升到国家层面,大约是出现在西汉中期。时天灾频发,社会动乱。儒者梅福认为,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,以致上天发怒。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议,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。东汉时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,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。
到了唐代,朝廷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。每年春秋两次大祭,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。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,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。唐代以后,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,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。
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,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。唐代为孔子设立“从祀”,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。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,是二十二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,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。
进入宋代,从祀制度更加完备起来。其最高的有四位,被称为“四配”,他们是颜回、曾参、子思和孟轲。其次是“十哲”,孔子的十個优秀弟子。“德行:颜渊,闵子骞,冉伯牛,仲弓。言语:宰我,子贡。政事:冉有,季路。文学:子游,子夏。”
再次是“先贤”,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。最后是“先儒”,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。而后来的儒者,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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