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宋朝实施的两税制,夏税征收货币,秋税征收实物。赵昺的意思是现在海南物产不丰,应征收实物储存以备荒年。但庄世林以为还是货币好,他以为以钱定税除了便于收取外,农民为了纳税,必须卖出他们的农产品,换回货币。而官府可以通过货币购买所需的粮食,雇佣人力。如此便会促进商品的生产制造和流通,还能增加商税的收入。
赵昺想想也有道理,以货币征税便使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必须和市场直接生联系,扩大商品生产的范围,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。而帅府军那些人手里攥着大笔薪饷花不去,还会引起通货紧缩,并不利于长久的展。同时大量粮食的上市,还可以使俚人更为方便的获得粮食,从而缓解他们粮食短缺的状况,还能增加双方接触的机会,对缓和双方矛盾也有益处。
反而言之‘肚里有粮心中不慌’,赵昺还是觉的应该保守些,他实在是被甲子镇时的粮荒吓怕了,几千人等米下锅,而粮食高价还买都没处买去。因而他以为应该保守些,步子不要迈的太大,全面货币化要等待海南粮食彻底能达到自给自足,家家户户有余粮时在实施。
两人算了算,帅府军一年消耗粮食要在五十万石,在增加二成的基础上收取,这样他手里就有六十万石粮食可用。而农民手中尚有余粮可用以供应市场,余额则以货币收缴,用于地方政府的开支,而商税则归军用,不足部分只能由帅府自筹。但赵昺以为只靠积蓄和造假币是不行的,还需要展实业,促进出口,挣老外的钱才是长久之计。
减税这事儿表面上看赵昺似是吃亏了,其实事实上他并不亏多少。按照大宋税制,田赋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,秋米八升。下田一亩夏税钱三文三分,秋米七升四合。一百五十万亩地可以约收钱六千贯,粮食十二万石,而帅府和地方需要至少钱四百万贯、粮食七十万石才够开销,缺口有多大一眼就能看出来,这全需通过杂项税赋填补,平均每亩地负担四贯钱、五斗粮,敲骨吸髓般收取都不够,说到底还得他掏钱补贴。
而即便这样,帅府只无偿收到了十二万石粮食,其余的五十八万石要通过和粜从百姓手中收买,大概也要花费百万贯。现在税率虽然提高了,每亩地只需承担约四斗粮、五百文钱。可赵昺却无偿得到了六十万石粮食和八十万贯钱。百姓每亩地两季可收粮四石,除去种子和税赋及自家生活所用,剩下的进入市场流通尚能获利。
一进一出之间,赵昺可以减少赤字。而不再向农民额外收取别的任何税费,农民自然会提高种粮的积极性,舍得增加投入,进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与商品率,农民打的粮食愈多,就得益愈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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