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昺十分清楚王炎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,不能完全怪他,也不能都归责于整个士人集团。要说应该有人为这病态的社会负责,以他对历史肤浅的认识以为根节应该是皇权社会,君主至上的国家体制和古时的政治传统,具体到人也就是当权者——皇帝。
在赵昺看来,中国古代史就是皇权不断更迭的历史,最大的特征就是国家不断的被颠覆,尤其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,换皇帝就如同换衣服一般的频繁,于是便给国人留下一个极其尴尬的背反难题: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?忠诚哪一个皇帝?忠于前朝,在本朝我就是叛逆;而忠于本朝,我就是当朝的‘走狗’。
左右为难之下,一部分人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,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。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,国家也是皇帝的,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。每一个朝代都来一个当代政治正确的律令,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,大家就只好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。
事实上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,时移世迁,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,除非异族统治者把他们当作次一等的奴隶。北宋年间范成大出使到金,经过了淮河以北的故土,写了不少诗词,其中一绝句《州桥―南望朱雀门北望宜德楼皆旧御路也》:州桥南北是天街,父老年年等驾迴;忍泪失声询使者,几时真有六军来?可这却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为。
同样在范成大自己的日记《揽辔录》中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:“民亦久习胡俗,态度嗜好与之俱化。”写相州也只是说:“遗黎往往垂涕嗟啧,指使人曰:‘此中华佛国人也!’”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“南京”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!其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,记述使者避嫌疑,躲在车内,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,下车讨水喝,遇到小孩和妇人,用语言试探,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,“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!”
于是乎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,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,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,让老百姓无所适从。而一大批古代愤青们,只看人挑担不吃力,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,到大事临头,人人得而藏拙,万马齐喑,明铺暗盖的当了顺民,甚至改弦易张当上‘伪朝’的官,为新帝效力。
到了宋朝,自其立国便面临着一个深刻的“国际关系”困局,先是面对着整个北方契丹之辽,其后是女真之金和西羌之西夏,以及当下的蒙古之元的军事威胁,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史无前例地展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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