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昺听罢也是出了一身冷汗,‘官’这个群体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,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腐败贪残。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,势必造成满朝文武同恶相济,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。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,倒是新奇事了。
而一旦坏人掌了重权,按照与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操纵属下,在这种情况下,所在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,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,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待他们形成气候,地毯式、塌方式腐败不仅会涉及到各层官员,甚至连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机大捞一把的机会,而朝廷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了。
再想想自己当初幸亏挑选了应节严、江璆这样的正直人作为府中的官,赵孟锦、蔡完义、刘洙、郑虎臣等尚有廉耻、忠义之心的将领作为辅官,而没有贸然任用那些徒有虚名之人。当然赵昺当时这么做也是出于保命的需要,以防止被人给‘卖’了,加上为了能在琼州立足,快刀斩乱麻的将原来有问题的官员几乎换了个遍,才有了今天的局面。这虽然多半出于偶然,现在琢磨一下也够让人心惊的。
“先生,这些奸佞初露端倪之时,朝中那些正直之士为何不能将他们扼杀于萌芽之中,反而要加以利用,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呢?”赵昺清楚坏蛋也不是一天就能炼成的,大宋三百年历任君王并非都是昏聩不堪,名臣也出了一大堆,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出现这么多奸臣也是需要反省的。
“陛下之言一语中的。”邓光荐言道,“仁宗朝里,多数士子都能遵循圣贤之言,以修身、齐家、治国为人生信条,以奢侈为耻,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。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,甚至丢官,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。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,后代公论是:朝未尝无小人,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。君臣上下恻怛之心,忠厚之政,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。至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,可只为个例,且得以严惩,难改正直之风。”
“我朝贪腐之风却是肇始于王介甫入相。为了推进新法,其不惜重用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、蔡卞、蔡京等品质有缺的官员入相,大批反对新法的正直之士被逐出朝廷,以致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清廉正直之风丧失殆尽。朝中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,哲宗朝已是愈演愈烈,徽宗朝则登峰造极。南迁之后,此颓风虽有过遏制,但已是积重难返,终因病入膏肓无力挽回!”
“这……”赵昺听了是目瞪口呆,在他前世的记忆中王安石可是一个正面典型,其不仅名列文学史中的唐宋八大家之一,还是一位锐意改革,推行富国强兵之策的改革者,而后世对其德行也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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