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昺越听越觉得自己好像又被耍了,而且是被跨越古今的人们联手给耍了。他清楚无论什么时候,权力需要制约是对的,不能让有权者为所欲为。但是把宋朝之“分权与制衡”说得如何如何美好,以至于享有最高权力的帝王“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”,毕竟有些走火入魔。让他不能不怀疑现代那些歌颂宋朝的人另有所图,或是意有所指,否则怎么不会考虑这些冤案。
按说在宋朝的管理体系中,是以文抑武,又通过台谏体系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。但是赵昺发现在文天祥所言的数起冤案中,凡是为含冤受屈者鸣不平的,不论是台官,还是谏官,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倒是在构陷这些冤案过程中冲锋陷阵、充当打手的却有不少来自台谏,彼时他们投靠那些大权独揽的宰辅还来不及呢,怎会有心思去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强有力的制衡呢?
想到这些,又勾起了赵昺此前的怀疑,那所谓的‘祖宗家法’不能说是哪一位皇帝本人的意思,而是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、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章,用以约束皇帝的行止和言行。现实也是如此,赵昺师傅们的教导,经筵上的那些大儒所讲,几乎都是在灌输这种思想。如今他更加笃定自己的判断,大宋的皇帝们之所以多数碌碌无为、怯懦又冲动,都是让士人们给教坏了,陷入了所谓的祖宗家法的禁锢中。
所以赵昺觉得前世有人说什么‘当宋代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,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,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’的说法存疑,不排除有些皇帝确实如此,尤其是仁宗皇帝,要不怎么会被树为仁君的楷模,他断定其基本就是被士人们洗脑了,否则做出了那么多的荒唐事,死后依然获得了仁的谥号,并被作为典型教育后边的继承者。
当然有些皇帝稍微强势一些,所谓的士大夫集团也就成了摆设,否则岳飞就不会死在绍兴十一年的那个除夕夜。当时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,岳飞则在供状上写下“天日昭昭,天日昭昭”八个大字,士大夫集团却未曾搬出祖宗法,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。可见在高宗眼里成文的尚且可以束之高阁废弃不用,何况是“非成文”的东西。
细思这样的冤案都可以制造得出来,又遑论其他呢?这让赵昺大有茅塞顿开之感,宋朝历代出现权臣擅权的情况,多数是在考虑自己皇位安危的帝王支持下借以得逞的,有的权臣擅权,还僭用、窃用诸如御批、内批、诏书、圣旨等帝王的名义。他们要排斥异己,也都要给异己构陷一个反对当代帝王的罪名。
可见,这种“权臣擅权”,就像太后垂帘、宦官干政一样,正是皇权专制的衍生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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