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,众臣也考虑到时间有些紧迫,行程安排起来有些局促,再一个皇帝仪仗出出进进太过扰民,且年终事情又多,大家都去陪祭,朝廷非得瘫痪不可。而小皇帝也言,朝中老臣众多,每日车马劳顿不说,便是陪祭身体也吃不消,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驴,开了个会商议一番,以为如此也合礼法,太后也就准了皇帝所请,将年终大祭和告庙之事一并办理。
当然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,大臣们知道陪祭是个辛苦活儿,不仅早出晚归,且仪式冗长,只是起来跪下就能累个半死,能偷懒为何不偷懒;至于小皇帝怎么想的,他们也十分清楚,一者是心疼钱,二者其也是不耐烦这些仪式。既然如此,又何必自寻烦恼呢!
意思是这个意思,不过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,自然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因此经过慎重考虑,中书省和尚书省及临安府联合发文告知百姓:因天下初定,国事繁重,为节约国孥,不扰百姓,陛下决定年终大祭一切从简,仪仗削减三成,与告庙一并举行。经查阅典籍,上合天道,下合民意,与礼相合,太后谕准!
“读书少挨欺负啊!”赵昺却恨不得扇自己俩嘴巴,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那帮老油条给耍了。
确切的说是自己被利用了,原来依照惯例太后颁下谕旨,则由太常寺选择吉日吉时,大学士撰写祭文,并有礼部官员给赵昺讲说礼仪和规矩,而他就是从礼部官员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。让他刚刚还为自己得计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顷刻一扫而光,不禁暗恨自己为何小时候没有多读些书,以致屡屡掉进坑里。
说起来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,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国家盛典,但是,由于历史的演进,郊祀制度本身,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随之不断地产生变化。先秦时期,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时期。而秦汉时期,则是其政治成熟时期。魏晋南北朝,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数民族的侵入,郊祀制度空为具文。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时期。隋唐时期,是郊祀制度的恢复讲求、重新立制的时期。而五代和两宋,则是郊祀制度的政治变异时期。
从形式上看,郊祀制度自汉以来,每岁亲祀天地,或合或别已不可常矣。至唐代开元以前,郊祀的举行亦无定制,也是参错无定期。到唐开元中,始定每岁常祀皆有司摄事,一如三代旧典。郊天之礼,唐制:每岁冬至圜丘、正月上辛祈谷、孟夏雩祀、季秋大享,凡四祭昊天上帝;亲祀则并设皇帝祇位。
然而,宋代并不是一承不变地因袭着唐制,特别是在亲郊制度上。首先在郊祭的时间上并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,时间并无定制,直到真宗年才改为三年一祀,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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