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昺不是想为自己的‘祖宗’招魂,也无意为其洗白,说心里话自己与他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,自己只是站在公正、公平的立场上就事论事。
在端平元年,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被攻陷,金国灭亡。宋大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回到南都城临安,将金哀宗的遗骨送到太庙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,举国上下是一片欢欣,朝中也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,可以说士气正旺。
而也在这一年,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死去后,年轻的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。他意图有所作为,主导了一场“端平更化”,荡除弊政,提拔了大批新人,更急于摆脱史弥远留下的那种持重政策带来的收缩防御影响,并以积极进取的军事行动是配合了他的所谓端平更化。
而蒙古这边,大汗窝阔台考虑到粮草不足、天气转热,将大军北撤黄河以北,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。在黄河南边的只有大将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,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。且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,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。
理宗血气方刚,正欲行恢复之计,赵范、赵葵兄弟此时提出趁蒙古北撤之机,出兵北伐,抚定中原、坚守黄河、占据潼关、收复三京。位居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,非常赞成出兵中原。采纳了赵氏兄弟提出的“踞关守河”的建议,即西守潼关、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,这需要收复包括东京开封府、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。
赵昺因为理宗皇帝的眼光还是不错的,至少赵昺以为当时确是一把好局,手里的牌也不错,而决定出兵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合理性。从政治上讲正是摆脱史弥远的阴影,通过一场胜利来树立自己的威信,为自己的革新铺平道路;从军事上将占据‘三京’不仅实现了重回中原的目标,也大大的改变了南渡之后窘迫的防御态势,说不定还能给大宋朝续命,自然也不用他这么辛苦了。
问题是自己这位爷爷明显没有经历过自己的苦难,更没有机会穿越千年,所以其虽然拿着一把好牌却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结果。当时南宋宰相郑清之主持灭金之战,但兵部尚书史嵩之、参知政事乔行简及刚因史弥远死去而入朝得到重用的真德秀、枢密院副都承吴渊、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反对意见。
理宗皇帝没有认清当下的形势,也没有估计到后果的严重性。而是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,下诏“求直言”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,但这只是表明工作,结果还是悍然决定出兵。更为严重的是理宗皇帝刚刚亲政,没有意识到‘人心叵测’的真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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